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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皇的龙椅尚未坐稳，帝国的根基却在弑父篡位的血腥原罪下剧烈动摇，消息如同野火般蔓延至两岸三地。
各地方藩镇节度使、都督对李睿弑父杀弟得位早己心知肚明，只是碍于实力或局势暂未发难，如今见他被高氏外戚和董昌稷两大权臣死死架住，如同傀儡，那点仅存的敬畏荡然无存，质疑其统治合法性的声浪在地方藩镇府邸的密室中汹涌澎湃。
蜀地拥兵自重的边将郭茂，率先打出“清君侧、正伦常”的旗号，控诉李睿“弑父悖伦，神人共愤”，封闭险关要隘，拒不上供，形同独立。
富庶的吴越之地，一首活跃的海寇势力得知京师大乱，朝廷控制力大减，立刻变得异常猖獗。海寇头目徐枭联合当地被权贵盘剥不堪的渔民、私盐贩子，攻城掠地，数座沿海要塞与税关接连失守，东南赋税重地岌岌可危，财富与秩序同时崩塌。
西部边疆的吐蕃诸部，本就对富庶的天朝垂涎三尺，细作回报京师大变、新帝软弱后，几个原本臣服的强部首领土蕃王贡布赞普，撕毁盟约，纠结大批骑兵，开始大规模袭扰边境重镇，掠夺人口财帛，甚至试图占据关隘要冲，兵锋一度威胁通往中原的咽喉之地。
奏报如同雪片般堆满了太极宫的御案，外患与内忧交织，帝国己到倾覆边缘。李睿在恐惧和焦虑中，生出一个饮鸩止渴的计划。
他在一次被高勇逼迫、同时董昌稷也“恰好”表示“愿为陛下分忧”的场合下，仓促做出决策。
定王高勇，委任为征南大将军、总督西南诸军事，率京畿“精锐”三万，携带大量刚搜刮来的财货，出京前往西南，目标是剿灭郭茂叛军，打通蜀道，恢复西南财赋和粮道。
忠武王董昌稷委任为讨逆大元帅、总督东南诸军事，但他不带走自己的核心洛州兵，他只从朝廷武库中带走大批精良装备，再以朝廷名义征调东部及中原部分州府兵约五万，这五万征调兵虽人数众多但战斗力存疑，指挥系统混乱，前往东南征讨海寇徐枭，稳定赋税命脉。
最后西部问题最是让李睿焦头烂额，只能以加官进爵和空头许诺，急令西部留守部队和忠于中央的个别将领自行固守，并严厉斥责几位畏敌不前的刺史。
他深知西南地势险要，张茂以逸待劳，此去凶多吉少。高勇此去最好能拖住或打平，消耗张茂实力即可。若高勇战败甚至战死，正好剪除高家这只在身边聒噪、随时可能反噬的鹰犬，拔掉心头大患。
东南海寇凶悍，环境复杂，滩涂、岛屿、水网充斥其间，远离董昌稷根基洛州，朝廷给的又是难以指挥的杂牌军，他希望董昌稷也陷入泥潭，损兵折将，即使胜利也是惨胜，声望受损，无力再压制朝堂。
只要这两只猛虎都被外敌拖住，耗损严重，他这个皇帝就有机会暗中培植忠于自己的势力，甚至可能寻求在外的某些皇族成员支持，获得喘息之机。
可惜，他的算盘在绝对的实力和冷酷的现实面前，犹如薄冰。
